一、未雨绸缪:规划战后世界秩序的蓝图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起军事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仅仅过了10天，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就在9月11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呼吁:“世界最终要为和平而重塑，让我们祈祷这一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眼光来设计一种更为持久的和平方式......我希望看到有一个国际问题组织现在就能开始为未来和平设计蓝图。”这代表了当时许多美国上层人物的普遍看法。[④]美国的政治精英之所以在二战之初就如此急切地要规划和设计战后世界，主要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成功”地参与国际秩序重建的经验和教训的刺激，美国人从中得到了三个教训:第一，一战后美国政府对参加巴黎和会事先没有充分准备，这让陷入困惑的美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无所适从。所以，美国需要在二战期间就要对战后安排进行详细的规划；第二，美国在一战后没能加入国联，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所以，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要建立在加入国际组织的基础上；第三，一战后所建立的和平秩序之所以瓦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经济问题。所以，在绘制战后世界蓝图之时，要特别重视经济议题。美国战后秩序的规划者们深受这些“教训”的影响，特别是“战后安排需要提前设计”这样的理念被美国上层精英所广泛接受。[⑤]
早在1939年秋，在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特别顾问里奥·帕斯沃尔斯基(LeoPaswolsky)博士领导下的一个团队就开始了战后世界蓝图的设计工作。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s)在阐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时说道:总统希望在他竭尽全力去赢得战争的同时，能够在未来战后对外政策的工具箱内找到任何他所需要的东西。在美国参战之后，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在争夺规划战后对外经济政策的权力，由于国务院是总体上负责美国对外事务的法定机构，其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天然地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由于国务卿赫尔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不够“铁”，并且罗斯福认为赫尔不仅顽固而且保守，这令国务院在接下来在权力争夺中受到挫折。罗斯福更为欣赏的是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在罗斯福看来摩根索是他“新政”的有力支持者，并且财政部网罗了一批认同“新政”理念的青年才俊，特别是罗斯福与摩根索是从小玩到大的邻居，两人意气相投，保持着终生的个人情谊。很自然，罗斯福让摩根索领导下的财政部分担了原先国务院所负责的部分战后世界规划的事务。在美国负责战后世界规划的机构中，存在三个核心:赫尔与韦尔斯领导下的国务院、摩根索与其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手怀特领导下的财政部以及副总统华莱士领导下的经济战争委员会。[⑥]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务院和财政部，因为前者负责战后国际贸易体系的设计，后者则负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设计，而这两个方面正是构成世界经济秩序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和最为核心的运行机制。
除了政府机构外，美国的许多民间机构也纷纷主动请缨，积极参与到战后世界的规划中来，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研究国际问题见长的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不到两周，在1939年9月12日对外关系委员会执行总裁马勒里(WalterH.Mallery)和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外交》杂志(ForeignAffairs)主编阿姆斯特朗(Hamilton FishArmstrong)专门赶赴华盛顿找到助理国务卿梅塞史密斯(GeorgeS.Messersmith，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提出与国务院进行秘密合作，由对外关系委员会牵头研究美国的战后外交政策，以供国务院和罗斯福本人参考，梅塞史密斯当即表示同意。接着，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国务卿赫尔的密友戴维斯(Norman H.Davis)又与赫尔谈及此事，赫尔正式表示同意。在他的安排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资助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工程”，到1945年结束，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向该项目提供了30多万美元的经费，前后有100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参与其中，截至1945年，该研究小组向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提交了628份研究报告。“战争与和平研究工程”几乎与后来国务院的战后设计部门融为一体，因为后者的核心成员许多就是来自“战争与和平研究工程”的研究人员。[⑦]不同于一战，美国这一次为战后安排作出了最为充分的准备，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下定决心不能重蹈一战后巴黎和会的覆辙，而是要抓住战争带来的“第二次机会”，让美国真正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领导者。
而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英国人虽然正在全力投入与德国人的战争，但仍然非常警惕地四处搜寻着对这个“日不落帝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哪怕一丝丝的威胁，他们也立刻敏锐地觉察到，大西洋对岸这个未来的超级大国对战后世界秩序有了不同于自己的新理念和新设想，而这些对战后世界的新展望将很可能会从根本上动摇已经因战争而变得岌岌可危的大英帝国的霸权地位。为了应对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所可能带来的挑战，英国也派出了自己的“全明星阵容”前来应对。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⑧]当时正任职于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处经济部的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ames Edward Meade)开始了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设计工作；而才华横溢、早已名满天下的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凯恩斯则承担起设计符合大英帝国利益的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任。一方是日渐没落，疲态尽显，但仍旧志在千里的老牌帝国；另一方则是国力强盛，如日中天，并且野心勃勃的后起之秀。两者之间的较量，逐渐拉开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