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债务格局之变（4）

三  “富裕的”债务国与“贫穷的”的债权国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所谓格局就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2012年年底，全球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占全球GDP 的总值，第一次超过全球GDP 的50% ，这是人类近几百年的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主权债务格局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以前往往是富裕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债权国，而广大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是债务国；现在则是发达国家债台高筑，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大量持有发达国家的债权，成为发达国家的债权国。比如，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巴西和俄罗斯都位列美国国债最大的境外持有者前十位，中国的持有量超过1万亿美元；而俄罗斯则有42%的外汇储备是欧元资产。其次，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美、日和欧洲的公共债务在存量上规模要更大，在流量上增速要更快，并且丝毫没有降低的势头。这些“富裕的”债务国到目前为止仍然在不断滚动积累的巨额债务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新兴的债权国并没有因债权的增多而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真正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反而更加被动地卷入因“富裕的”债务国的巨额债务所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中。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积累债务，当其债务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债务占GDP的比重——市场就会停止向这个国家提供融资服务，各类投资者在这个时候会担心和质疑债务国的偿还能力。一旦没有新的资本流入，债务国就会出现国际收支失衡，国内宏观经济动荡，危机就会爆发。而这些发达国家不仅经济规模庞大，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具有关键的系统性影响，一旦它们爆发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债权国将首当其冲。

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规模不断扩大，与其本国的GDP之比越来越高。近十多年来，美国国债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12年12底，美国国债余额为16.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95%，2008和2009年的同比增速均在15%以上。受金融危机影响，2007年以后美国国债规模与GDP的比例不断大幅攀升，2012年底就超过了100%，较2007年底提高了近39个百分点。在欧洲，公共债务规模的扩大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从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到2011年底之前，欧洲央行的政策一直还是以物价稳定为核心，只能小规模、打擦边球式地非常小心翼翼地为陷入危机的国家融资，以稳定欧元。所以，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欧洲在应对债务危机时与美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欧洲人不愿像美国人一样，通过开动印钞机大量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来稳定金融市场，而是要通过经济紧缩政策来恢复竞争力，进而依靠经济增长来走出债务泥潭。但在现实中，随着欧洲危机的深入和扩散，欧洲人也推出了“欧洲版”的量化宽松政策——LTRO(LongTerm Refinance Operation，即长期再融资操作)，与美国人最终站在了统一战线上，走向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公共债务规模增长迅速。受长期经济不景气和大地震后政府支出激增的影响，日本政府债务远比欧洲一些债务严重的国家更严峻。当前日本国债与GDP之比，达到2倍以上，远远高于欧元区90% 的平均水平；而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也远远高于欧元区6.3% 的平均水平。根据IMF的数据，2013年，日本主权债务总额占GDP 的比率已经达到243%，是发达国家中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10%左右。日本目前正在实施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刺激计划，核心也是债务货币化。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规模短时期内很难缩减，这是全球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

在传统观念里，主权债务违约往往与发展中国家或者第三世界的穷国联系在一起，似乎主权违约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专利”，而发达国家在债务危机中往往是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但是即使在二战后，发达国家仍然出现了主权违约，只不过方式更为隐蔽，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性更大。1971年8月15日，美国突然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不再以35美元1盎司的价格向外国兑换黄金。这引起了当时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震动。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因为每一张美元本质上都是美国政府的一笔负债，是承诺持有人未来在美国可以兑换成相应价值的黄金的凭证，这是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条款，美国政府在未与其他国家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不再履行黄金兑换义务，也就意味着各国持有的美元储备的价值大打折扣，这让以德国为首的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西欧国家的外汇储备遭受重创。因为在美国不履行黄金兑换义务之后，美元大幅贬值。1972年2月，美国将黄金官价提高到一盎司42.22美元，1973年2月9日，美元再次贬值10%，此后美元贬值的趋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美元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到了1979年初，黄金的价格就已经超过了每盎司200美元，在1981年1月21日达到了每盎司875美元。同时为了缓和石油危机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美国不顾自身逆差规模的不断累积仍然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大量的廉价美元为了寻求更高的收益流入欧洲，导致整个欧洲饱受高通胀之苦。这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国际性“大通胀”(Great Inflation)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2009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则打破了战后发达国家没有发生直接主权违约的历史记录，改变了人们之前所普遍持有的观念:在当今世界，主权债务危机只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会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直接宣布主权违约的几率确实要小很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就真的安全。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往往会采取更为隐蔽和更为冠冕堂皇的手段和方式实现事实上的主权违约，以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哈佛大学的金融史教授尼尔·弗格森总结出了历史上国家所采用的四种“赖账”的方法:第一，直接付清部分或者全部债务，同时较为直接的辅助措施是向债券持有人或者所有富有阶层征收一次性资本税；第二，通过法案削减债务利息，这种方式被称为“债务转换”(或者债务重组)；第三，通过法令推迟向公债持有人还债；第四，如果债务没有与物价指数挂钩，或者与某种外币(或者黄金)挂钩，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可以降低债务本息的真实价值。弗格森称第四种方法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政治选择，是政府所青睐的方式。通货膨胀不可预期地上升当然实际上完全与违约等同，使得所有债务人(包括政府)还债时的货币购买力远远低于借债时的水平。发达国家的货币往往是强势的国际货币，在国际交易中也被更多的国家接受，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债务多数是用本币计价的。所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仅仅开动印钞机进行货币贬值，就可以轻松地冲销掉债务，并且可以美其名曰为刺激经济而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或者“积极财政政策”，这是一国主权范围的事务，其他国家无权置喙。即使明明知道是发达的债券国在“赖账”，债务国也无可奈何。比如现在美国的债务负担虽然很重，但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如果保持在5%，并且维持这个水平5年，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债务和GDP的比例就降低2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通过提高税率来偿付债务不仅让政治家在国内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而且会带来选举失利的风险；而通过经济增长带来实际财政收入的增加，这又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紧急情况下，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通货膨胀成为发达国家通过“事实违约”来实现减轻债务负担的最为便捷和隐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