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俄罗斯等国学者对苏联工业化的评价（2）

二、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局势及必然要加速进行的工业化，寻找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即原始积累问题成为当时苏联的头等大事。一方面，庞大的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苏联在当时被孤立的状态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原始积累。在理论上探索工业化资金来源的过程中，苏共党内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与争论，然而实践中日益复杂的局势最终促成了通过剥削农业经济的方式来支持工业化的决定。

达尼洛夫在《俄国现代史 1900-1945》一书中生动的描写反映出当时苏联的确在筹集资金方面捉襟见肘。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针，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工业化。1926年11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把重点放在了各种国内资金来源上：收归国有的企业的利润、外贸利润、利用内债、价格调控政策等等。当时石油开采业不太发达，不可能指望靠“石油美元”提供令人满意的资金。此外，在工业政策领域还为节约制度运行费、减员、缩减附加费和降低建设费用而绞尽脑汁。1926—1927年，工业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入额度被确定为10亿卢布（这比1925—1926年度的投资多1倍）。但是，这笔资金的大部分都被用来维护和更新旧设备，只有20%的资金用于新建设。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确认了加速工业发展的方针，原因之一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机床制造业，不扩大进口，就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1926—1928年，苏联对重工业机械设备需求量的60—90%依靠进口满足，依靠本国生产只能满足纺织厂的机器需求量的35%。此外，在“战争警报”的背景下，1927年加强了对巩固国防能力的关注。当时苏联军工厂的生产力水平极低，甚至低于1916年的官营和私营工厂的生产力水平。与法国相比，苏联军事工业在战斗机生产能力上仅达其1/7，坦克——1/20，机枪——1/2，等等。当时苏联经济学家认为，要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平均每年需要支付30亿卢布。因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政府还是开始冒险发行债券和纸币。1926/1927财政年度，计划发行纸币1亿5千万卢布，结果多发行了1亿卢布。工业化资金不足导致大量发行纸币，可是发行纸币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切尔沃涅茨贬值以及国内商品短缺。

И.В.卡拉瓦耶娃探讨了工业化理论与实践在最终促成工业化路线出台方面的相互关系。她认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包括革命前的俄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资金的流入。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不得已历经国内战争，击退干涉，失去了俄帝国在经济关系上更为发达的地区，同时被迫对民族边区——沙俄原来的殖民地实施援助。此外，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经济工业变革的技术层面又要求大量购买国外现代技术设备。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源。而当时苏联工业化的资金保障问题只有通过本国资源——改变国内生产与消费比例关系的途径来实现。形成的局势不能不引起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修正，并重新审视实施工业化的政策。从1924年开始，在党的刊物上直接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积累来源的广泛讨论。确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与方法的转折点可以视为是1928年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会议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李可夫在报告中认为应该把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与个体农户的支持结合起来，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而古比雪夫的观点截然相反，认为五年计划不仅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计划，还是最严酷的阶级斗争的计划。在后来的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斯大林发展了古比雪夫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及从农业经济中提取资金用于工业化的的观点，直接说出“贡赋论”和“额外税”，并且把这一问题与“保持和继续目前的工业化发展速度”联系起来。接下来的联共(布)全会支持了斯大林和古比雪夫的观点，而关于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论断在加速工业化背景下成为积累来源的政治根据。关于积累来源的问题最终决定——剥削农村的可能界限——决定了集体化的形式和方法。随即就是迅速的大规模的大型农业经济区的集体化。

三、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和农业集体化

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人为被中断的，如果新经济政策得以继续执行下去，那么苏联的命运就有可能被改变。达尼洛夫分析了1928年苏联国内的各种矛盾，认为新经济政策因为自身的局限性不能胜任加速工业化的重担，由此退出历史舞台。“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苏联经济快速向工业化跃进，构建工业化社会的基础，但是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是新经济模式短期取得成效而埋下长期危机的历史。依靠新经济政策终究不能保证苏俄城市、军队、工业的粮食和原料的稳定供应。经济杠杆不能发挥作用。工业化需要每年翻番增加的大量资金投入，而这是新经济政策所不能给予的。这也铸就了新经济政策的命运。新经济政策不是被人为地‘中断’的，而是被其所肩负的沉重任务‘压倒’的。”

达尼洛夫认为，1928年苏联各种国内矛盾达到了顶点，而这又是新经济政策所不能解决的。本质上苏联的全部历史是国家制度和社会需求间长期存在矛盾的历史，而新经济政策是这对矛盾中国家制度对需求做出让步的具体形式。1923、1925和1927年，制度企图扭转自己地位的所有尝试都转化为矛盾的激化和危机。在新经济政策最幸福的年代，最英明的就是用发行债券、税收和价格等办法在允许的边缘上搞平衡。用债券支付一部分工资，以期大量地吸纳百姓手中的资金。但这类尝试激起了居民的抵抗，间接税取得的效果也不明显，因为当局明显地高估了百姓的富裕程度，因此，不得不将征直接税作为预算的基础，所以，竭尽全力压榨捐税。可是，为工业提供充足资金的主要任务并未完成。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国家加强对经济的调控遭到农民的反抗。工业在不降低工业产品价格的同时，在几乎全面垄断的条件下，按照人为压低的价格获得农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根据要纳税的金额和必须要购买商品的量，把自己同国家的交换限制在迫不得以的限度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显然变为政治。这种事实已经意味着出现了真正的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当局及其非常有远见的计划遭到了庄稼汉的“抵抗”。拟订的1927年秋季的粮食收购计划失败：只收购到240万吨粮食，而去年同期收购到的粮食达458万吨。这导致粮食出口和购买外国工业设备的可能化为乌有，工业化受到威胁。粮食收购危机成了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进程变得更加紧张并加快发展的催化剂。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对农民的商品经济实行集体化的方针。1928年1月，最高政治领导班子决定采取非常的行政举措，以便扩大农产品收购并没收大储量农户的余粮。使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机关和民警执行收购任务，从城里派出约3万名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非常措施使收购的粮食明显增多，但其后果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急剧恶化，反对苏维埃政权代表的恐怖行为不断增多。农民开始放弃租赁土地，减少播种面积，出售农业机械和农具，开始手工酿酒出售甚至闯入城市。到1928年，苏联的社会矛盾和国家现代化的需要都达到了临界线，而在新经济政策框架内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煤荒、铁荒、原料荒、商品荒，一句话什么都荒——国家下一经济年度的前景就是这样。所有的国民经济资源都极为紧缺，以至于达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所有的生产力都陷入僵局，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没有摆脱这种僵局的出路。到1928年6月时，轰动一时的消息让欧洲的粮食交易所感到十分震惊：苏联购买了900万普特的小麦。

И.В.卡拉瓦耶娃对比了国家电气化计划的预期目标与实际结果(具体见表1)，从另一方面说明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她认为，工业化实际上是从列宁在世时进行的国家电气化计划就已经开始。国家电气化计划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进行的，虽然国家电气化计划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并没有完成最初设定的一系列工业化目标，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新经济政策无法胜任工业化目标。她认为，一般说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的形式与方法，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指的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这段时间，但实际上生产的技术变革早已开始。工业化在国家层面上的第一个纲要是1920年通过的国家电气化计划，这一纲要的实施与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处于同一时期，对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进行集中管理的进程与多种经济成分及其市场机制并行的时间至少长达7至8年。在第八届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国家电气化计划被定位“党的第二纲领”和“恢复全部国民经济的工作并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计划”。 正是这一论断说出了国家电气化的本质。列宁当时也强调要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基础设施中建立工业基础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而且“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这里列宁确立了大工业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思想。理解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体系的初期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在经济文献和党的文件中关于工业变革的本质是建设大机器工业、首先是重工业的观点占据上风。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实施进程强烈影响了苏联工业发展理论体系的形成。对比国家电气化计划与苏联经济实际状况的指标，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年代末的指标，就可以得出结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结果是克服了农村中的经济崩溃，重建当时工业企业赖以运行的原料基础，在1929年之前实际解决了国民经济的恢复问题，而不是工业变革问题。在20年代末俄国根据工业总产值在世界位于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但是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生产、煤的开采和电力的生产却位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最后几位。国家没有拖拉机、汽车、航空工业，车床制造和化学工业与发达欧洲国家相比微乎其微。很明显，在当时生产发展模式下，到1928年苏联很难达到电气化计划的指标，只有到30年代中期这些指标才实现。在保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发展速度和技术改造方向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生产发展的质的飞跃。为了建立能与西方竞争的经济，必须解决全面工业化的主要任务——资金保障问题。

表1：20年代苏联与世界先进国家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比较

乌克兰学者对乌克兰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在广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原则上区别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和受国家调节的混合经济，此外，国家企业和合作社向经济核算制的过渡、允许私人资本活动、竞争机制、稳定的货币体制、无赤字预算等——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完全有效的市场结构的形成。但另一方面，尽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工业的发展速度迅速，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工业发生了质的变化。20年代中期开始明确，生产的扩大来源实际上枯竭。乌克兰固定资金的折旧率达到50%。工业生产的继续发展只有在现有企业现代化和大型新项目建设的基础上才能完成。1928-1929年最终明确，在工业领域，就像在所有国民经济领域一样，没有足够的资源推动所宣布的重大工业化计划。新经济政策显现出自己内部的矛盾和潜在的危机。

“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为解决新经济政策已经不能够给工业化提供资金这个任务的另一种替代选择。的确，它打乱了农村生活。但当时确实没有解决所这个问题的其他方案（包括新经济政策）”当时需要建立那样一种动员体制，这种体制允许将资源从一种经济成分中毫无障碍地转移到另一种经济成分，与此同时不等价交换关系不应导致农业生产的压缩。在这样的体制中，各种非经济刺激措施，首先是国家强制措施就会发挥主要作用。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总体上确定了以集体农庄的形式发展农业的体制。大会通过了全面开展集体化和向富农进攻的决议，还通过了制定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决议，并批准了作为五年计划基础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