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31日凌晨消息，外媒周二分析文章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一种不寻常的模式:政府、央行以及国际金融机构都一致性地将它们的增长预期进行着向下的修正。除了极少的例外，全球经济和各国的前景都是如此。
这是一种造成了真实伤害的模式，过于乐观的预期通常会造成本应是必须的，促进增长的措施被延迟，并因此阻碍了全面的经济复苏。预测者们需要认识到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幸运地是，随着危机后经验的增长，很多缺失的因素都被逐渐发现。以下就是2015年全球增长将进一步放缓的五大理由。
首先是财政干预手段的能力，至少是在发达国家中，这种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弗兰克-纽曼(Frank Newman)在他的新书《摆脱国债的束缚(Freedom From National Debt)》中指出，一个国家进行财政干预的能力可以通过评估其总资产负债表状况来得到判断，而不是传统的，对债务(一种偿付义务)和国内生产总值(一种资金流)进行比较的方式。
对传统方式的依赖导致了机会的错失，特别是考虑到生产性公共部门投资已经足以获得足够收入的情况下。在基础设施，教育以及技术上的投资帮助带动长期增长。它们增加了竞争力，促进创新，提升了私营部门的回报，带来了增长和就业。并不需要很多增长就可以冲抵甚至是很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是考虑到当前极低的借款成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财政倍数这个被很多预测者忽略的第二个因素随基础的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在(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产能有明显过剩的经济体中，在具有高度结构灵活性的经济体中，这个倍数比曾经认为的要大很多。
以美国为例，结构灵活性对经济复苏有明显贡献，帮助这个国家适应了长期技术变革和全球市场力量。与之相反，欧洲的结构改革面临阻力。在欧洲实施财政刺激可能仍是合理的，但是结构上的僵化将使其之于长期增长的效果变低。如果伴随有旨在增加灵活性的微观经济改革，在欧洲实施财政干预将更容易得到合理性上的支持。
预测谜团上缺少的第三个因素是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在行为上的分化。仅以资产价格为判断标准，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增长已经进入繁盛期，而实际情况明显不是这样。
这种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金融市场充斥了大量本应促进经济增长的流动性。而资产价格的飙升是否真的支持了总需求，或者是否主要在改变着财富的分配还不得而知。同样不明确的是，当货币政策的辅助作用被撤回时，资产价格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第四个因素是政府的质量。过去几年中，并不缺少政府滥用权力为执政精英，它们的支持者以及各式各样的特别利益相关方谋取好处的例子，这对于监管，公共投资，公共服务的实现以及经济增长都有负面的影响。公共服务，公开投资以及公共政策的良好管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些吸引和动员了熟练公共管理人才的国家相比其他国家的表现通常会好很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总需求下降的程度和持续时间都要比预期中更严重，特别是就业和收入中位值一直落后于增长的情况下。这一现象在危机之前已经存在，高企的家庭债务水平又放大了这一问题在危机之后的影响力。位于收入分配底层的75%，其收入增长的停滞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挑战，这个问题抑制了消费，伤害了社会团结性(也就是政治上的稳定和效率)，降低了代际间流动性——特别是在公共教育水平较差的地区。
有时候，变化发生的速度超过了个人以及系统能够做出响应的能力。而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随着新技术和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导致需求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供应可以进行调整的能力，使得劳动力市场始终无法实现均衡。
这不会是一个永久现象，但是这一转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大幅提升了世界经济生产潜力的那些力量很大程度上要为收入分配的不利趋势负上大部分责任。数码科技和资本消除了中等收入职位，或者是将这些工作带到了海外，所造成的劳动力的供应过量正好促成了同一范围内收入的停滞。
更加有力的回应需要的是对这些挑战本质的警醒，以及通过在关键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意愿——特别是在教育，健康保险以及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各国都必须动员各自的资源来帮助它们的人民渡过这个转型期。
这意味着收入的再分配和确保必要基础服务的供应。如果对收入不平等的抑制和对代际间机会的促进导致了某种边际上的低效，妨害了某些激励，这些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教育和健康保健等关键性基础服务的供应可能永远无法像私营部门替代选择那样有效率，但是在高效率意味着排斥和机会不平等的领域，公共供给就不会是一个错误。
希望对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因素重要性的越来越明确的认识会对来临一年的政策议程带来一种积极的影响。 (孔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