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欧元区公债利率走高妨碍实体经济复苏

新华08网北京12月10日电 德国《科学和政治基金会杂志》11月号刊登该基金会欧盟一体化课题组研究人员达尼埃拉·施瓦策尔博士和卡斯滕·容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高利息的代价》，摘编如下:

自2010年以来，投资者从越来越多的欧元区国家撤走，投资者最早撤离的欧元区国家是希腊，接着是爱尔兰和葡萄牙，后来是西班牙。现在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也受到大量资本流失的影响。2011年底，甚至连比利时、法国和奥地利这样一些财政实力相对雄厚的国家的公债风险加价也提高了。居高不下的融资费用产生了各种各样消极的后果。

银行和国债之间紧密的相互依赖使欧元区变得特别脆弱，尤其是只要欧洲没有建立消除银行危机的机制。高昂的国家重新筹资费用给银行得到资本造成困难。以后银行只还能不充分地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有四种机制对此负有责任。

第一，持有其本国公债的银行必须承受损失，如果这种公债得到高风险加价和从而失去价值的话。这影响银行的收支平衡表。在一些欧元区国家，国家在银行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与国际上相比过高。2010年银行的压力测试表明，在受危机影响或者受危机威胁的国家里，本国公债的比例特别高，例如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但在德国和芬兰，本国公债的比例也很高。

银行和本国国债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危机中扩大。这主要与货币联盟中的刺激结构有关，货币联盟不是银行联盟:银行与其国家有一种准共生的关系，因为银行的生存取决于国家的偿付能力。因此，银行愿意把过多的钱借给国家。银行联盟会抵制这种不利的刺激结构。

第二，为了在市场上融资，银行需要公债作为保障。如果其资产组合中的公债失去价值，那么银行从其他金融机构中借的钱就会相应地减少。

第三，银行在收取自己在市场上发放的贷款的利息和给在本行的存款付息方面处于与高息公债的竞争之中。换句话说:如果公债的利息高，那么银行为得到流动资金必须提高利息。

第四，银行的亏损风险也会随着公债的亏损风险增长。由于迄今为止在欧洲货币联盟中没有共同的存款担保或欧洲银行防倒闭基金，因此各国政府为其银行担保。如果国家由于提高重新筹资费用而陷入困境，那么它们为其银行系统的安全提供担保的能力就会下降，正例如联邦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所做那样。

仅仅有人认为国家支持银行的能力下降就会相应地推高银行重新筹资的费用，即使银行本身根本不持有公债。因为在当前的制度中适用的是:如果国家破产，那么银行就不能抱有确保存款安全的希望。

尽管有良好的市场评级，危机国家中的银行仍被视作具有高信贷风险的投资地。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即与不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的银行信贷亏损保险的报价相比，危机国家的银行信贷亏损保险的报价更高，尽管危机国家有良好的市场评级，不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的市场评级比较糟糕。

如果在公债评级下降之后，相关国家的银行评级也紧接着下降，那么国家的偿付能力和银行之间的联系将变得更加明显。如果银行的评级下降，那么像养老保险这样的机构就有义务从这些银行撤走其投资，因为这些机构只允许在最高评级的银行投资。这使得这些信贷机构融资变得更加困难。

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表明，银行和国债之间的紧密合作对银行是多么危险。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银行融资条件方面的差别有50%可以追溯到其本国的利息。尤其在国家的融资费用大幅上升的危机中，银行只能通过自己的企业决定对其融资费用施加约10%的影响。银行在如此高的程度上依赖国家财政的健康。

所有四个因素使得银行难于在国家高融资费用时期弄到资金，难于向实体经济提供贷款。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银行，它们作为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果已经资金不足。

对实体经济不充足的资金供应在短期内会阻碍尤其在危机国家迫切需要的经济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2年10月所作的最新估计，2013年，实体经济的融资条件恶化将造成欧元区危机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4%，欧元区核心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1.5%。只有降低公债的利息以及果断地朝建立银行和财政联盟方向迈出步子，才能扭转这种发展趋势。

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消极影响可能抵消预期的预算和结构改革产生的积极效应。对德国的国民经济产生的反作用也是明显的，例如德国企业的配件供应厂得不到购买材料的贷款，后果是生产受阻。

从中期看，企业过高的资本成本也可能带来很多弊端。只好以高成本接受贷款的企业将首先减少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但可以预计，这样做会损害自己的竞争力。

因此提高公债利息也会加重实体经济的负担。甚至连经营良好的银行及其顾客(企业和私人家庭)也有可能无辜地遭受融资弊端，因为其国库得支付高利息。

高利率以两种方式直接加重预算负担:对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来说主要是旧债务，现在旧债务必须以很高的价格重新筹资。对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来说，特别是新债务的筹资费用很高。

甚至在欧元区国家已经达成的严格节约条件下，在今后两年内也得重新筹资很大的数额和接受新债务。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得到的收入在减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过去几年低经济增长率和公债的高利息对国债的增加负有50%的责任。

甚至连小小的利率差别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今后两年里，如果公债的利息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这意味着，意大利的纳税者必须多筹措81亿欧元，西班牙的纳税者必须多筹措48.7亿欧元。

采取果断的节约政策是必要的。但不应过快地实施节约政策，因为在经济繁荣开始之前采取太突然的行动会扼杀经济繁荣。预算整顿和削减债务是马拉松，不是短跑。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整顿预算才会起作用，但在经济衰退时整顿预算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国家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支持处于衰退中的经济，在经济繁荣时采取节约措施。例如西班牙和爱尔兰在2008年之前典范性地这样做了，从而大量减少其债务。与此相反，现在有些国家的政府在过快地降低其赤字——由于融资费用提高。因此公债高利息的压力在使有意义的稳定政策变得昂贵。在经济不景气时采取过度的节约措施会影响经济发展。

在经济不景气时降低利息容易使经济保持稳定，容易阻止经济总量大幅下跌和税收收入减少。这将为在经济持续繁荣期间选择“合适的时候”减少赤字和债务创造前提条件。

2010年出现的欧债危机过程可能表明了两点。第一，在正在成为现实的危机预言中，局部解决办法最多导致暂时减轻负担。小步子政策提供维持威胁背景和要求国家进行改革的可能性。但这种政策将使整个拯救计划付出更高的代价。

第二，欧洲范围的解决办法仍然受欢迎，因为各国几乎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逃脱前面描述的螺旋形发展。在投资者把欧元区的分道扬镳归咎于对公债的评价时，这一点特别适用，因为投资者怀疑，政界是否有强烈的意愿，为维护欧元区的团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就此而言，欧盟各国领导人承受的压力很大，人们希望他们在2012年12月欧盟峰会上作出朝建立或者深化银行和财政联盟方向迈出实质性一体化步伐的决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