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称欧元区当务之急应解决收支平衡危机

新华08网北京11月14日电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11月14日登载该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明肖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先解决收支平衡危机》，摘编如下:

2002年选举之后，德国政府以劳动力和福利领域为重点，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德国经济此后依然止步不前，大约到2005年才出现良好的复苏势头，但到2009年又被衰退打断了。这就是德国的实际经济轨迹。但欧洲有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是改革为德国造就了新的经济奇迹。

这种论断属于逻辑上的“后此谬误”——即B在A之后发生，则B是A的结果。先有改革，后有增长，所以增长是改革的结果，所以这个道理对任何国家都适用。每位欧洲官员似乎都认同这个推导过程，并且正在对法国套用这一逻辑。

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公司前董事长路易·加卢瓦近期在一篇报告中提出了增强法国竞争力的措施。该报告和随之而来的争论表明，知识界对改革性质的认识出现了混乱。我发现了以下三方面的认知误区——一是德国改革的成效，二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目前所需要的改革类型，三是对竞争力的关注。

第一个是关于德国的误区。战后以来，德国经济在固定汇率机制下一直表现强劲。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德国降低了本国货币对于体系其他成员国货币的实际汇率，从而成功地造就了第一次经济奇迹。德国又靠完全相同的手段，在欧元区内实现了经济繁荣，这应当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本世纪之初经历金融危机之后，德国开始了经济复苏，这也得益于长期抑制工资成本的做法。

那么，改革与抑制工资成本之间有无联系?如果有的话，可以认为，10年前的改革正是德国经济表现得到提升的原因。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研究一下工资政策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何种相互影响，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尽管德国工会接受了降薪以避免工人失业，但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的轨迹——即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长期处于稳定状态。该曲线显示，当德国工会和工人接受了较低工资，就业率有所升高，但改革没有改变曲线的形状。那么，能否说改革促使工会当初接受了“降薪换就业”的条件，对德国状况在曲线上发生位移做出了贡献?这个问题更难回答，但我的直觉是，将工作外包给中欧国家这一外部影响是工会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劳动力地区间流动频率低的国家，一家工厂的关闭会引起接连不断的失业。

第二，如要解决法国的经济问题，应当采取思路清晰、有的放矢的措施。法国和西班牙的问题是年轻人失业率高。

人们已十分彻底地理解了这一问题。年轻人失业率高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被割裂——拥有永久劳动合同的工人得到保护，未签订这类合同的工人和年轻人则受到歧视。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已高达52%，解决失业问题应当成为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应当将目标具体、明确的改革(如引入单一劳动合同或推行养老金改革)与效果未经证实的改革区分开来，也应将具体化的改革与从纯右翼思想出发的改革区分开来。

最后，为什么总要关注竞争力?虽然商业人士不断地讨论竞争力，但这一概念在宏观经济学层面的用处并不大。竞争力包含两种概念——通过真实汇率出呈现的宏观经济竞争力，以及衡量一国技术活力大小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只有本国在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而其他国家没有做到的情况下，该国才能够从中获得优势。假如倡导欧元区各国统一采取这一政策，结果只能带来零和博弈。贬值只能是相对的，所有国家一起都贬值是做不到的。如果建议欧元区把单位劳动力成本降低至与德国相当的水平，那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德国不会降低本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呢?

再看下TFP。TFP是一项很好的指标，但最好是在具体情况下予以关注，别让模糊的“竞争力”概念分散注意力。再者，人们对TFP的实际了解可能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多。

具体化的改革可能收效显著，但不应当自欺欺人，以为结构性改革能够解决一个本质上是收支失衡危机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先解决这一危机，而不要寄望于欧洲人乐于浪费时间讨论的陈腐话题:制度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这二者并非不重要，但对于解决收支失衡危机没有意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