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扛起保护主义大旗挑起争端，再次拷问国际贸易的逻辑。从学术界到政界，许多人对此发表各种看法，却也莫衷一是，凸显它看似简单却实际上纷繁复杂的利益牵扯，从选票的考量，到投机心理和国内政策挑战，俱在其中。
历史上，一代又一代学者努力探究贸易的真相，大致上可以说，对于贸易的互利特点有了一定的共识，但与此同时，在特定的条件下，贸易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群体的调适困难。国际贸易也是基于比较优势，因此一般也认为会产生互利的结果。从19世纪初的李嘉图，到20世纪初的赫克歇尔和奥林，再到近年来的克鲁格曼和梅利兹，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模型不断演化，基本支持贸易互利的观点。
不过，国际贸易毕竟涉及跨越国境的利益纠葛，而这一过程并不总是对所有群体都是愉快的。就我们目前生活的全球化时代而言，国际分工日益细化，发达经济体大多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例子是苹果手机，其设计和生产链条涉及多个经济体，但就附加值最高的研发和设计等环节而言，基本仍在美国，类似的因素也正是美国人均产值仍傲视全球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虽然苹果手机的组装线在中国，但就涉及的附加值而言，中国却只占了整个价值链很小的一部分，其他在价值链上占据重要位置的还包括日本的摄像头和韩国的显示屏等典型的高附加值部件。但是，在贸易的海关统计口径中，这样的产品如果在组装之后从中国运往美国，却可能被视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正因如此，有研究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相当大的一个国际区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近年来也并没有扩大的趋势。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估算，2015年美国企业在华货物和服务销售总额为3720亿美元，其中美企在华子公司销售为2320亿美元，美国企业对华直接出口为1500亿美元。同期，中国企业对美国出售了402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其中中国企业在美子公司销售额仅为100亿美元。从这一数据看，中美两国在对方的经济利益规模相差并不大，甚至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和投资的开放程度还远低于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开放程度，常见的非关税壁垒包括知识产权以及国家安全理由，将一些有相当竞争力的中国企业阻隔在外。
暂时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中美贸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双方都从贸易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中国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也有利于美国。
现实中的贸易并不总是静态的，更不是单纯的，涉及市场竞争，更涉及利益分配的变化。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现有产业生产组织形态的形成再造冲击，在造就高薪优质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对关乎美国低端就业的产业产生挤压。实际上，不只是美国，英国等其他许多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类似的问题，社会底层乃至中层的收入陷于停滞，给民粹主义的抬头造就了合适的土壤。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采取提高关税就可以促使低端产业回归，解决底层的收入停滞问题。
此外，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国家有积累外汇储备的需要，而美国出现一定的贸易逆差并不值得特别担心，尤其是逆差并没有影响到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复苏，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贸易理论权威克鲁格曼也持此看法。（作者：陈济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