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文迪／文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金融架构并不完美，对全球频发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未能起到很好的预警作用。而近期市场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了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中国担任2016年的G20峰会主办国后，立即呼吁恢复了本已停办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小组（IFA）。此前在成都召开的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核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的建议，承诺进一步加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预期9月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改革国际金融架构仍将是与会各国领导人的重要议题。
当前的全球金融形势到底有多复杂？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和再平衡阶段，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较多。2015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分化、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较大。
首先看各国货币政策层面的风险。自2015年12月美联储重启加息程序以来，美元已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尽管其加息道路缓慢而曲折，但市场一致认同的是，本次加息周期内，未来仍将有至少一次加息时点。
而纵观全球央行，日本央行早已实施负利率政策，英国央行在退欧后如市场预期在8月初启动了降息，澳洲联储、新西兰联储也在8月选择降息并保持货币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
分析认为，美联储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分化，可能产生一定外溢效应。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及其相互影响，将会引发全球资产配置的调整和风险的重新定价，加大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并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同时，美联储加息路径也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制约，包括美国经济扩张受周期性因素影响动能减弱、美国经济受到海外冲击、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强等，其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增大未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性。
其次，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面临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美联储加息之前，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常账户赤字比重和外债负担率较高，已经暴露出一定的经济脆弱性。美联储加息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与发达经济体协同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不少经济体面临收紧本国货币政策和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两难选择。在此背景下，具备经常账户赤字较高、对外债依赖性较高、对大宗商品出口依赖较高、名义上或实际上实行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等特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潜在风险需重点关注。
大宗商品方面，受世界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地缘政治紧张、供需关系等多重因素相互影响，未来大宗商品价格不确定性依然较大。部分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以初级大宗商品出口为经济支柱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严重冲击，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不得不提的是，6月底的英国脱欧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对于欧盟而言，英国脱欧对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产生一定影响，欧洲银行业的风险有所上升，欧盟经济复苏压力加大。对于全球而言，英国脱欧造成了金融市场动荡，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去全球化”思潮的反映，加大了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全球市场不确定，国际金融机构去哪了？
2016年，全球经济继续呈现不均衡复苏。IMF预计2016年和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3.4%和3.6%，低于前期预测值。全球市场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在各类危机面前，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为何不能起到足够的预警作用并进行协调以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呢？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此前在成都召开的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强调，近年来金融部门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全球金融体系稳健性得到有效提升。
尽管如此，仍需看到，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仍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全球频发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显得极为重要。
“首先得承认目前这个国际货币体系不是完美的，它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魏本华表示，全球频频发生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而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些区域性的机构都没有很好地起到预警作用。在提供资金援助支持方面做得也不是十分到位。
魏本华还表示，这些国际机构，自身的治理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重大问题方面的决定需要85%的投票权才能够通过，而美国一国占有17%的投票权。所以只要美国不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使187个国家都同意了也没有用。”魏本华说，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份额，这件事情整整被拖了4年之久，因此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非常重要。
而财长和央行行长们也已将此列入重要议题。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成都会议上，已经核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的建议，承诺进一步加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欢迎即将开展的清迈倡议多边化与IMF的联合演练。那么，此后的国际金融架构将在哪些层面逐步完善呢？
构建开放、强劲的金融体系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
事实上，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此前已经停顿。中国担任G20会议主办国之后，立即提议恢复了原来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小组。恢复之后，中国在这个小组当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目前也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进展。
周小川表示，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重启以来，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G20应继续推进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应继续推动主权债券纳入加强的合同条款，欢迎巴黎俱乐部将成员扩展至更多新兴债权国。呼吁区域金融安排与IMF进行更多合作，并不断完善IMF贷款工具。同时，应扩大SDR的使用，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
而这些与成都会议公报中有关此后如何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的建议几乎完全一致。成都会议公报提出，会议期待IMF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一个新的份额公式，并支持世界银行集团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份审议。会议支持将加强的合同条款纳入主权债券的持续努力。会议支持巴黎俱乐部作为主要国际官方双边债务重组平台讨论一系列主权债务问题，并支持巴黎俱乐部持续吸纳更多新兴债权国；欢迎中国定期参加巴黎俱乐部会议，以及中方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的意愿，包括进一步讨论潜在的成员身份问题。会议支持继续改善对资本流动的分析、监测和对资本流动过度波动带来风险的管理，支持对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进行研究。
“这些建议涵盖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安全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改革、主权债特别提款权等重要问题，为今后落实共识或进一步深入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魏本华说。
周小川表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
7月底在北京举行的“1+6”圆桌对话会上，中国和与会各国际组织达成共识：作为FSB成员，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FSB在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框架、提高全球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会议期待FSB、IMF和国际清算银行总结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的国际经验，促进实施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
专家表示，除了具体的操作层面的建议，对于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尤为重要的是，还须注重对各国政策的协调能力。
“现在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其实是互相踩脚。G20能不能解决协调问题，能不能让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的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起到监督、协调的作用，这十分重要。”原外交部副部长、原中国G20事务协调人何亚非表示，主要经济体在制定本国的经济金融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溢出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