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没有“余额宝热”

监管当局目前暂停了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部分银行甚至集体决定不接受余额宝的协议存款，近日一些银行大幅调低了储蓄卡转至余额宝单日、单月的上限额度。中国互联网金融业务狂热般的发展趋势被泼了一瓢冷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支付宝、余额宝、网络贷款等互联网金融爆发式增长的态势，甚至引发了互联网金融将颠覆中国金融体系的争论。

国内最为火爆的互联网金融产品非余额宝莫属。余额宝所能获得的较高收益吸引了8000多万投资者，成立仅9个多月，所关联的货币基金规模就超过5000亿元，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单只基金，并超过了其他单一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可谓“一骑绝尘”。

从全球范围看，余额宝的“祖宗”可追溯到美国Paypal货币市场基金。Paypal货币市场基金是1999年成立的全球第一只互联网货币基金，由eBay的子公司Paypal创办，该基金一度由于流动性好受到投资者青睐，2007年达到10亿美元的规模。但是，金融危机改变了Paypal的命运，美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则成为Paypal的掘墓人。由于收益率不断下降，投资者持续赎回，2011年7月Paypal告别了历史。

Paypal的命运引发了诸多反思。一是Paypal的收益率不具有竞争优势，其资产主要是债券，美国债券类基金甚多，Paypal替代品甚多，且其收益率一般要低于股票，这决定了其规模缺乏爆发式增长的利益基础。二是Paypal优势在于流动性创新，但美国发达的市场信用、支付清算和金融服务决定了流动性并非是核心竞争力，Paypal缺乏持续扩张的市场动力。三是Paypal最终被清盘主要受实体经济和宏观政策的约束，收益率持续下跌直至亏损，Paypal失去了生存的经济政策基础。

Paypal黯淡的命运终点似乎成了中国互联网货币基金狂热的起点，Paypal和余额宝的发展态势亦可谓是天壤之别。但是，从发展的基础看，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爆发式增长具有特定的基础。

余额宝高收益和高增长具有特定的制度基础。一方面，由于中国利率没有市场化，利差较大且被制度化，存款是银行体系最为重要的要素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微观监管机制使得存款成为法定的稀缺资源，为了使存贷比达标，银行必须苦苦寻求存款。这为余额宝配置核心资产提供了特定的制度环境，协议存款成为其核心资产并获得较高收益，资产占比超过8成，收益率甚至一度超过6.5%。

余额宝爆发式增长具有特定的市场结构基础。从金融结构看，中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资金供给和配置机制银行独大，余额宝使得普通大众成为了资金市场中的真正供给者，获得了资金所有人应有的收益回报。截至3月24日，余额宝收益率仍超过5.5%，高于业绩较好的货币基金(4%-4.5%)，高于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25%)，是活期存款利率0.35%的10多倍。可以看出，如果通过银行体系提供资金，居民的回报率是很低的。

余额宝发展具有特定的金融产品竞争优势。从金融产品看，中国一直缺乏稳健性、固定收益类产品，余额宝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和收益性都具有优势的货币基金。同时，中国一直缺乏风险收益性较好的金融投资产品，余额宝为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强、收益率较高而风险不大的金融产品。关键是支付宝与余额宝的无缝对接，使得支付宝中的活期存款变为货币基金，流动性不受影响，收益率提升10多倍，获得了巨大的真实需求。

应该说，余额宝是中国金融体系制度、结构、市场及产品发展等方面的一个缩影。余额宝规模膨胀及其在资金市场地位的提升，使得银行业面临着金融体系资本性脱媒和互联网技术性脱媒的双重冲击。

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趋势是确定的，监管当局也应在鼓励发展的基础上寻求与有效监管的平衡。不管是监管层还是实业界，也需要冷静认清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中国互联网金融爆发式增长具有特定的基础，特别是制度性基础。如果中国实现了存款利率市场化，那余额宝的高收益率就缺乏制度基础，其收益率将逐步向一般的货币基金靠拢，而一般货币基金目前的收益率大致为4%。当然，利率市场化初期，存款利率整体还是小幅上升的，余额宝较高的收益率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从长期看，余额宝是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就会向收益率中枢靠拢，收益率下行是趋势性的，只是由于其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收益率可能会相对高于一般货币基金。

从美国的经验看，互联网金融最终还是要受宏观实体经济的约束，一旦经济的回报率降低，那实体经济对资金的追逐将有所弱化，货币基金的高收益就缺乏实体基础。比如一旦经济出现去杠杆、利润率降低、违约风险提高，货币基金风险收益格局将出现变化。

随着金融市场化体系的逐步完善，特别是统一债券市场的形成，将弱化银行体系的作用，并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更多的稳健性、固收式的投资产品，余额宝等产品的市场基础就被削弱。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

当然，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和监管强化也是一个趋势，信息安全、身份识别、消费者保护、有效监管以及技术失败等都是监管当局重点关注的风险点，监管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业务膨胀也将是一种约束。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管理当局应该从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看到体制机制弊端。居民的金融服务和财富增值需求是强烈、具体和浩大的，相关金融机构在与余额宝“抢食”中更应该反思、回归与转型，而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则更迫不及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郑联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