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称伦敦金融城地位受到挑战

新华08网北京2月28日电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2月28日刊登专栏作家约翰·加普一篇题为《伦敦金融城何去何从?》的文章，摘编如下:

如果我是一位谋求削弱伦敦金融城的策划者，我会把德国的金融中心从法兰克福挪到柏林，就像上世纪90年代德国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一样。这样，德国金融中心就会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的一部分，成为真正吸引外国银行家和律师在此居住的地方。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不过其他欧洲法律法规正在破坏伦敦金融城扩张成世界顶尖国际金融中心的50年进程。如今，伦敦金融城正面临这样的未来:它既无法稳居欧洲金融中心之位，也无法成为来自美国、亚洲和新兴市场的全球资本的离岸中心。

伦敦金融城过去曾多次面临转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扩张；1963年，美国政府对购买外国证券的行为征税，令伦敦金融城通过欧洲债券市场复苏；1986年，去监管化的“大变革”令伦敦金融城成为欧美银行的天然中转站。

而1999年欧元的诞生也曾令伦敦金融城再次面临潜在转折。事实证明，英国拒绝加入欧元区对此毫无影响。在那以后伦敦金融城成为欧元区交易中心，同时还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及其他地区的股票上市和各类交易。到2007年，纽约已开始担心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会被伦敦取代。

或许，伦敦金融城的衰落只是被推迟了。欧洲议会推动对银行家奖金比例作出严格限制，这是2008年以来旨在遏制对冲基金、金融交易以及“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多项努力之一。另外，欧元区还谋求建立银行业联盟，这些都威胁到伦敦金融城的存在基础。

有些人可能会表示这也是好事，这其中不乏英国人。伦敦金融城过于无拘无束的文化导致了过度冒险，除了其他诸多问题之外，还导致英国政府为苏格兰皇家银行这类银行纾困，对英国纳税人来说，这类纾困代价不菲。而且，伦敦金融城还将如此多的寡头和富有的银行家吸引到伦敦，以至于其他人无法承担与这些人共同生活的高昂开销。

不过，虽然英国确实对银行业及相关财会和法律这类专业服务过度依赖，英国亟需从这种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但是一上来就将过去几十年建设的成果贸然推翻十分不智。毕竟，伦敦经济复苏的幅度是英国其他地区的三倍，2011年金融服务占了英国出口额的26%。

这不是为阻碍改革开脱，对于最强的产业英国几乎从未持保护主义立场。实际上，英国始终是改革的先锋。在欧盟内，英国曾为提高资本标准和将投行和零售银行圈护起来进行过斗争，而法国和德国在这两件事上的立场要温和得多。

对于《巴塞尔协议III》框架下对全能银行的资本要求，法德两国都降低了标准。另外，它们采纳的结构化改革提案也是由利卡宁提出的宽松版本，而不是更严格的英国体制。正如法国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安·诺亚坦率承认的，这可能“有悖于国家利益”。

它们更热衷于设立监管法规削弱金融交易和对冲基金，这其中既包括“另类投资基金经理指令”，也包括上上周欧盟达成的协议，鼓励各国对金融交易征税。尽管英国拒绝了上述协议，该协议仍可能增加伦敦的交易成本。

现在，欧洲议会已经介入，试图将银行的奖金限制为一倍基本工资(在股东批准下，奖金可为两倍基本工资)。此次动议发起者、比利时籍欧洲议会绿党党团成员菲利普·兰贝茨表示:“我们需要彻底扭转大发奖金的做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欧洲议会正在推迟《巴塞尔协议III》资本规则的立法。

伦敦金融城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法国和德国支持的欧洲央行，该行希望将所有负责欧元证券的结算所都驻留在欧元区以内。由于很少有人认为巴黎有足够的竞争力，这实际上可能会导致欧元债券和衍生品的交易被吸引到法兰克福。

这并不能证明有人阴谋削弱伦敦金融城。以上措施有的是出于自利，有的属于原则方面的问题。正如兰贝茨所说，他可能对交易在欧盟什么地方进行并不关心。另外，有的措施也的确有其优点。比如，如果我是欧洲央行，正在负责紧急解救一家欧元区结算所，我可能也会希望该结算所在所辖之内。

事实上，对于诞生十余年的欧元来说，这很大程度上是自然而然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巨大震荡促使欧元区走向银行业联盟，而把金融服务作为命脉产业的国家将只能徘徊在欧洲外围。

不过这确实令我担忧伦敦金融城的前景。不用成为妄想狂就可以想象伦敦金融城将被缓慢肢解——欧元上市和交易业务将转移到法兰克福，而国际和新兴市场业务出于规避欧盟监管的需要也会转移至纽约或香港。

一旦这种情况真的开始出现，伦敦金融城的战略选择将会十分不利。要么英国依然留在欧盟内，尽最大努力抵抗由欧元区制定的规则；要么伦敦金融城在计划中的全民公决中支持英国退出欧盟，这样它将失去其欧洲身份，成为无拘无束的全球交易中心。

比起伦敦金融城在战后金融全球化和放松管制的时代成功获得的地位，以上两个选择的吸引力连一半都不到。也许，你会开始争辩这个问题错在何方，或者这是否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结果。但是，不论怎么说，伦敦金融城再次被尴尬地置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