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撰文称金融监管应简单易行

新华08网北京9月10日电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10日刊载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撰写的题为《金融监管应简单易行》的文章，摘编如下:

在大萧条开始之时，政府遭遇产出锐降，却不知这些产出是什么。

当时尚未发明美国国民账户，因此胡佛和罗斯福政府依据零碎的证据制定政策:股价走势、货车运输量、某些公司的生产数据。缺乏可靠的经济衡量指标引发了一场小型革命。西蒙·库兹涅茨率领经济学同行创造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以及其他更多数据。

如今，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现在是否可能会爆发一场新的库兹涅茨革命?一方是思想家们呼吁编制覆盖整体经济领域的金融风险数据，去年他们成功促成了美国金融研究办公室的设立。另一方是英国央行负责金融稳定事务的执行理事安迪·霍尔丹，在美联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发表演讲时，霍尔丹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看法，认为新库兹涅茨理想可能是一个陷阱。

此次危机表明，评估经济表现应从数量和风险两个方面入手。从单纯的数量角度来看，在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里，美国、英国或西班牙的GDP增速颇为强劲。但经过风险调整后，这些国家的纪录远非那么优秀。就像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长期以来采用夏普比率——投资回报与相关风险的比率——来衡量绩效一样，政策制定者必须学会对宏观经济表现进行风险调整。

如果风险真的重要，掀起数据革命的理由似乎显而易见。标准的风险指标衡量杠杆比率或风险加权杠杆比率或者出现短期信贷枯竭的可能性。它们不涉及货币互换、利率互换或其他衍生品合约的风险。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的政策制定者只能窥见GDP这头大象的一半，那么后来者眼中所见的金融业风险的比例无疑会更小。

问题是，收集有用数据是个不小的挑战。在美国，金融研究办公室与证交会(SEC)合作，开始从对冲基金那里收集信息。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代价高昂；一些对冲基金要花费3000个小时回答证交会的问题。更糟糕的是，美国证交会的问题措辞含糊，以致很多答案都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可能会造成有害的后果。在接到披露所有内部风险衡量指标的要求后，基金可能会放弃其中一部分指标，以此来减轻自身负担。最终金融业的风险性可能更甚于以往。

在一篇发人深省的论文中，三位新库兹涅茨革命支持者——马库斯·布兰纳梅尔、加里·戈顿和阿文德·克里希纳穆尔蒂——提出了一种解决数据缺位的不同方法。监管机构不应提出大量不着边际的问题，而应要求金融公司评估自身在不同压力情境下可能的表现:一年期贷款利率发生变动、回购市场出现恐慌或者若干类似冲击掺杂在一起的情境。但这种方法假设企业能够估算出结果，而在现实中，金融体系某个角落里发生的冲击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造成余震。面对这类冲击，试问一家银行或对冲基金要如何比较准确地估算自身可能遭受的损失?

再来看看英国央行的霍尔丹的观点，他的理论起点是，金融业的特色是不仅仅存在风险，还存在不确定性，前者可以量化，后者却无从估量。人类无法列出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境，并计算出每一种情境出现的概率。即便是在国际象棋等控制类游戏中，大师级棋手也只能计算出5步以内的所有可能走法的结果。金融业比这复杂得多，特别是因为“规则”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例如长短期利率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伟大的风险衡量志向只能到此为止。美国金融研究办公室能够富有成效地敦促企业改善数据质量，这些数据通常散布在各个不兼容的IT平台。但我们不可能指望监管机构衡量经济中的所有风险，他们也不应把无数资源投入在只会让人失望的努力上。在美国和英国，金融监管的发展一直超过金融业，因为有大批监督者希望发现风险并加以中和。这种趋势不是可持续的。

对于银行和对冲基金而言，代价高昂的收集复杂数据的努力可能会产生反效果。

霍尔丹以2006年约100家跨国银行的数据建立了一个样本库，研究了以下问题:在两种衡量指标中，哪一个更好地预示了此次危机中银行破产的可能，是简单的杠杆比率，还是更复杂的风险加权杠杆比率?答案是简单的衡量指标表现更佳。巴塞尔规则25年来的大规模扩张可能徒劳无功。

这一切绝不说明严格监管是错误的。如果复杂风险无法得到良好监督，那么必须对其简单粗暴地加以限制。在限制杠杆方面不用把时间浪费在过于复杂的风险加权上面。衍生品交易应转移到交易所内进行，不用为复杂的场外产品受到压制而落泪。过于复杂的银行应被分拆。在金融监管领域，简单就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