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与二次创新

新华08网东京2月16日电(记者蓝建中 报道员王一凡)在谈到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腾飞的原因时，至今仍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美国出于战略目的对日本实行庇护，帮助日本发展成工业强国｡这种认识其实是错误的｡事实上，日本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制定了在当时堪称完善的经济产业发展政策｡这其中，被称为"日本株式会社"的通商产业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通产省与国家创新体系

在强调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欧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国家经济产业发展政策"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概念｡但日本长期处于天皇和武家统治的封建时代，并没有类似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文化基础，作为战后发展资本主义的代表，建立一个完整的经济产业政策，就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日本经济发展初期，就注定需要一个能够整合产学研各界､起到宏观调控作用的国家部门｡作为这样的一个部门，日本政府的通商产业省在实现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方面可以说居功至伟，但同时，它也为日本经济后来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相当于我国以前的外经贸部，主管对外贸易的管理工作｡但在上世纪60年代，通产省不仅制定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还负责协调国内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政府干预国内经济活动的核心机构｡在战后复兴初期，由于国内积贫积弱，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国外市场，当时的通产省成为了日本经济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和管理者，把握着日本经济命脉｡那个时代的日本首相，如池田勇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在成为首相之前都曾担任过通产省大臣｡

战后的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经济危机迭起｡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主张通过内部力量，而不是外资来建立完整的产业结构｡这一既是经济目标，也是政治目标的宏观计划，就交由通产省实施｡通产省一方面为外资进入日本设置壁垒，另一方面对国内各项经济产业项目进行调控｡调控的内容既包括扩大生产､拉大内需､避免过度竞争等保护国内企业发展的措施，又包括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政策｡

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在政府的有效支持和干预下，对国立大学､国立科研机构､大型企业研发部门等科研机构进行整合与规划，建立有市场针对性的创新研发体系，强调通过独立自主研发､创立自主品牌，以高速的产业升级换代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保障，进行海外市场扩张，实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

这个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典型的民间主导型创新模式，但政府的干预又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内各产业､企业､研发机构都能力有限､百废待兴的时代里，日本需要一个能够将政府指导性和市场敏感性相结合的跨领域专业机构｡

通产省独特的人事制度

通产省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于拥有足够多的专业精英人才，而之所以能够获得人才，关键原因是建立了独特的部门人事制度｡

通产省人事制度的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权力与待遇剥离开来｡通产省的官员"权"重"位"不高，他们最多只能升官至事务次官(相当于我国的副部级)，但权力很大｡事务次官在通产省内，拥有对大臣之外几乎任何职位的人事任免权｡这一人事权力所牵涉岗位之多，甚至超过了首相的任命范围｡这一看似非常不民主的人事任命方式，使通产省的官僚可以按照政策调整的需要，随时对下属进行岗位调换，以确保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在当时，通产省官员全部是岗位相关专业出身，其中毕业自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官员占到通产省公务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可以说，那时的通产省公务员，是日本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有着丰富的专业经验，并对国内外经济动向了如指掌｡对这样一些人才的培养和启用，最大程度保证了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运作｡

通产省中的高级官僚，如事务次官，他们退休的时候也大都不到60岁，在日本仍数当打之年｡在退休后，这些技术型官僚精英，有些回到大学去做教授，更多的则直接被大型企业聘为高级主管或高级顾问，继续从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工作｡日本社会曾将这种现象称作"天神下凡"｡这样一来，通产省和企业､大学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在对产学研的调控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在人才制度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赋予了通产省巨大的特权｡通产省可以根据自己对日本产业需求的判断，随时调整进出口商品的配给和税率，增减对国内企业的各项优惠措施，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修正产业补助预算，甚至在国内各项经济､科研争端中拥有裁判权｡此外，通产省和日本各大银行保持着紧密联系，在融资方面有着连大藏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都不具备的优势｡日本政府给予通产省的特权近乎于放纵，这在全世界的国家级行政部门中都实属罕见｡

在组织大型科研项目时，通产省往往以设立特殊法人的形式去进行｡如日本原子能燃料公司､新能源综合研发机构､宇宙开发事业集团等，都是这类法人的代表｡来自大学､企业､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平日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交流机会较少，而特殊法人也为他们提供了更活跃的交流场所｡

通产省的官员没有辜负日本社会对他们专业性的期待，在高度灵活性的政策调整中，通产省的干预方式往往顺应了当时的市场经济规律，确实为日本创造“经济奇迹”起到了领航员作用｡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通产省将主要科研方向先后对准了电子､电气､化工､钢铁和汽车等领域，它们至今仍是支撑日本经济最主要的支柱型产业｡

二次创新与专利围堵战略

所谓"二次创新"，是在完全掌握､消化吸收了一门技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和模仿他国技术的国家，也非常擅长利用二次创新来进行技术反超｡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为了维护二次创新带来的财富，日本采取了多种保护性措施｡利用专利政策进行的围堵战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日本的专利围堵战略，首先在立法中缩窄对专利的保护范围，并降低专利申请门槛｡这就使得日本企业掌握了大量属于小改进､小创新，甚至看似可能没有意义的专利｡但这些小专利就像蚁群一样，将原本属于外国的突破性核心专利包裹､吞噬掉，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专利优势｡

在专利围堵战略中，索尼公司的随身听(Walkman)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本来，磁带录音的核心技术并不是索尼拥有的，但索尼的工程师在熟悉了磁带录音技术､并发明了第一代随身听之后，就开始在磁带录音以外的相关领域不断制造新的专利｡这些领域包括外观､做工､减震､音质､电池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索尼的随身听和其它企业的微型录音机相比，在产品外形､功能上都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那些原本拥有磁带录音技术专利的企业，如果要生产类似随身听的产品，就必须向索尼公司申请数量众多的小专利许可｡这一方面使索尼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非磁带记录媒体(如CD)的发展｡

不仅是随身听，在游戏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液晶电视等诸多领域，原本处于技术落后地位的日本企业，如任天堂､东芝､佳能､夏普等，都是通过专利围堵战略，不仅扭转了劣势，反而先后成为世界市场上的主流品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