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刊发于《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提 要] 回顾欧债危机演变的过程可以发现，德国在危机救助政策实施的内容、步骤和时机等每个关键节点上，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德国影响力上升的根源在于德国是欧盟层面非中性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德国凭借其在欧盟的主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欧盟战略转型:提升经济竞争力、启动财政一体化、加速推进“大西方”战略。德国在欧盟的主导作用对中欧关系发展的影响喜忧参半。
[关 键 词] 德国、欧债危机、融资能力、大西方
[作者简介] 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仅仅在几年前，“欧洲的德国”或者“德国的欧洲”这类说法还只是存在于象牙塔内的理论探讨，学术界也多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待德国与欧洲的关系。但是，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德国地位的上升成为不争的事实，德国与欧洲的关系再次受到瞩目。回顾欧债危机演变的过程可以发现，德国在危机救助政策实施的内容、步骤和时机等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德国的这种主导作用以什么样的渠道来具体影响欧盟的发展?这种主导作用是会长期存在，抑或只是欧债危机背景下短暂的幻象?如长期存在，其根基和影响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内容。
一、主导欧盟制定应对债务危机的战略
2013年7月20日，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发表的署名文章《我们不要德国的欧洲》同时在德国、英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主流日报上刊发，否认德国在欧洲谋求领导地位。此文的发表显然是想打消其他欧盟成员国对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担心和忧虑，但另一方面，这一高调的政策宣示凸显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欧洲政治经济格局已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重组，德国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主导作用，并在此次债务危机中更加显性化。
不同于历史上传统霸权国采取的单向强制行动，德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隐藏在欧洲的集体行动中，以“欧洲”的名义和渠道投放自身影响力。这种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主导”主要通过“理念引领”来实现。
德国的理念引领作用突出体现在对欧债危机根源的解释上。国际社会对此次危机有多种解释:因欧美经济金融关系密切，欧债危机是受美国金融危机传染而致；因欧洲在货币统一后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导致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失衡情况下缺乏财政支持恢复平衡，最终爆发危机；欧元的引入让欧元区不同国家间利率趋同，希腊、西班牙等竞争力弱的南欧国家融资成本大为降低，导致大量廉价资本流入造成了经济泡沫。
从学术角度来看，上述观点为理解欧债危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并无高下之分。但从政治上，对欧债危机的解释权则涉及处理危机所需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德国在这方面当仁不让，其对危机的解释成为正统:相关国家之所以陷入债务泥潭不能自拔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经济竞争力，长期处于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失衡的状态；二是政府缺乏财政道德自律，过度举债。既然找到了“病根”，则“对症下药”的方子也就非常明确了，就是以恢复竞争力为核心目标的结构性改革:紧缩财政，严控政府债务，削减福利，降低经济成本，恢复竞争力。
虽然德国开出应对危机的“药方”引起重债国的不满与批评，但从欧盟整体而言却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除了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德国的传统支持者外，北欧国家也认同德国对危机的解释，中东欧国家则更是紧跟德国。最终人们看到，德国倡导的“以紧缩提高竞争力”成为目前欧洲经济治理的主旋律。陷入危机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顶住国内政治压力，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向来以欧洲政治领袖自居的法国也主动配合，2012年8月9日，法国宪法法院判决将“国债刹车”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列入宪法；奥朗德虽打着“反对紧缩，促进增长”的口号赢得了选举，但上台后依然继承萨科奇路线，实施了一系列削减开支、增加税收的紧缩政策。就连没有太受债务危机影响的荷兰和比利时，也主动推出了自己的紧缩方案。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面临三个主要任务:一是恢复经济增长。当前欧盟经济的复苏仍然具有不确定，逆转的风险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企稳回升缺乏有力支撑。消费物价指数(CPI)是衡量一国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欧元区的CPI已经长时间处于1%以下。第二，虽然欧盟经济整体实现正增长，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种“无就业增长”如果长期持续，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完善银行业联盟的建设。银行危机与政府财政危机之间相互传染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建立银行业联盟，切断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将来预防类似危机再度爆发的重要举措。三是财政一体化。这是从根本上消除欧元制度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分离这一内在缺陷的解决途径，在基本制度层面避免危机重演。对于这三大任务，德国正凭借其主导地位进一步发挥直接影响，将自己的理念渗透到宏观层面的欧洲一体化制度建设和微观层面的经济运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