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就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时候，提出了美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佐利克等人所担心的是崛起的中国将如何看待美国领头的国际秩序，所以用“负责任”来约束中国。但这显然是一个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很不公平的秩序，对中国等国而言，挑战西方肯定不是上策，期待让步也更多属幻想，另起炉灶，就成了打破旧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
巴西福塔莱萨，由此成为另起炉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久前在这里举行的金砖国家(Brics)峰会上，金砖国家银行正式成立，初始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同时，创建应急储备安排机制，资金同样为1000亿美元。
尽管金砖国家事先声明，这两个机制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对后两者的补充。但显然，这更多属于外交辞令，新银行肯定对旧机构有补充，但它产生的根源，则是对旧秩序的不满。其中，金砖银行效仿的是世界银行，新应急储备对应的则是IMF。
可以说，当前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最集中表现在世行和IMF这两大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上。成立近70年来，两大机构一直为西方掌控，世行行长必然是美国人，IMF总裁非欧洲人不可。随着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两大机构的蜗牛式改革，已脱节于时代发展，让许多国家难以接受。
以中国为例，尽管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IMF的份额只有3.72%，排在美、日、德、法、英等国之后。尽管2010年IMF提出改革方案，中国所占份额提升至6.39%，但由于拥有唯一否决权的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改革方案已搁置四年，何时能落实无人知晓。更何况，即使美国批准，也并无可喜之处，中国在IMF的份额仍低于日本，更不合比例地小于美国，有何公平可言?
中国如此，新兴国家整体亦然。世界银行中，金砖国家加在一起只有13%的投票权，而美国一家就占15%；在IMF中，金砖国家表决权的总和不过11%，而美国拥有近17%。由此，在福塔莱萨，金砖国家领导人也对当前国际金融秩序表达了强烈不满，对IMF改革方案无法落实表示“失望和严重关切”，并警告“这对IMF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
西方也不是没认识到这一点。佐利克担任世行行长期间，前所未有地提拔林毅夫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随后也就任IMF副总裁，这都隐含西方安抚中国之意。这两年还有不少新兴国家人才被吸收进两大机构，但最关键的改革没有落实，一官半职显然不过是敷衍。
谁掌控金融秩序，谁就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也正是西方在改革问题上屡有承诺但却无法落实的根源所在。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西方要借助新兴国家的力量，因此对世行、IMF改革持相对开放态度，但随着危机的结束，改革动力即大为削弱，IMF改革遇阻即是明显例子。
期待西方主动变革，显然更多是幻想，在现有秩序中抗争，则很容易被扣上“挑战现状”、“不负责任”的大帽子。于是，另起炉灶，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金砖银行顺势而出，新应急储备安排也水到渠成，由此，金砖国家开始协作打造新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尽管从目前的资金构成和影响力方面，金砖银行尚无法和世行相提并论，应急基金也与IMF的筹资能力有巨大差别，但这好歹是金砖国家的一个抓手，由此有了与西方博弈的筹码。如果世行IMF改革再不到位，新平台就可以继续扩大，最终成为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抗争的福塔莱萨体系。
跳出旧秩序的束缚，另起炉灶打造新的体系，将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新兴国家重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对西方而言，如果无动于衷，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旧机构权威性的不断丧失，最终失掉的是西方的影响力。佐利克就曾警告，时代已经不同了，国际金融秩序必须改革，不然损害的将是西方的整体利益。(刘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