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刊发署名文章，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纪赟在文中指出，不少人都将中国制造的劣质货归结为民族性甚至宗教性根源，并以高质量著称的德国和日本制造作为参照。虽不能说二者之间完全无关，但起码不是决定性因素，制度建设才是关键。
文章称，数年前作者发现一个有趣而又奇怪的现象，很多中国人竟然会来新加坡买中国生产的中草药，价格往往要比中国贵上30%以上，原因是新加坡严格的产品检验标准使质量有了保证。对一般产品而言，这可能并不算什么，但对要被人食用的中药而言，可靠的质量却是左右消费意愿的核心标准，所以即使贵并麻烦得多，很多中国人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软环境决定整体质量的突出例证。
中国制造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生产不出优质产品，在于它无法遏制劣质产品。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1907年之前，“德国制造”在世界上也曾有着今日“中国制造”的恶名。但从那时开始，德国人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法律法规、质量标准和认证体系，并建立了可靠高效的质量管理机构。到了二战前，“德国制造”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声名鹊起。日本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今天我们还发现，“韩国制造”也已逐渐摆脱了早期的低端形象。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天生制造劣质品，有的只是不完善的管理制度。
再以刚刚消停的“立顿”茶叶事件为例，这家公司对中欧设定了不同的质量标准。其他很多公司也会在中国很自然地“调低”质量标准，以适应中国混乱的商业环境。在道德上当然应该谴责这种行为，但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利润最大化则是基本的生存之道。在没有公平游戏规则并公开贿赂的商业环境里，每一个想要成功的企业，都被逼采取一些违背商业道德的办法来生存，大家都在拼道德底线。
因此，产品质量与一个社会的商业甚至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在新加坡，任何人情与暗箱操作等商业之外的行为都是不合时宜的，哪怕是很小数额的商业礼品往来，都会受到商业贿赂这个紧箍咒的制约。在中国，则是人情大于法制，即使有大量的法规制度，还是难逃无所不在的关系网。因此，如果中国要完全消除劣质产品，让“中国制造”摆脱劣质货的恶名，可能还有一段较为漫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