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坚信控制着欧元币值的稳定。“欧元区没有通货膨胀趋势的迹象，其实情况恰恰相反，”他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说。“如果显示未来会出现通货膨胀，我们拥有在短期内重新吸收已经提供的流动性的工具。”
这些工具有好听的名字，例如“七天期回购”。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不过是央行重新从银行那里贷款。正如央行给银行提供贷款会给市场带来资金一样，银行给央行贷款会抽走资金。
这种方法的极限在哪里?经济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休。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施泰因说：“我认为马里奥·德拉吉没有必要再次给银行注入流动性。但欧洲央行今后可以逆向操作。”
技术上可以避免严重的通货膨胀——但这也意味着可以做到吗?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42年前写过一篇题为《通货膨胀还能避免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总结说，阻止通货膨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哈耶克当时确定，如果一旦出现通货膨胀，就有很多社会力量希望通货膨胀存在下去，或者甚至希望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
对国家来说，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欧洲央行实际上通过印钞为国家支出提供资金，”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尔格·克雷默说，“它很难在国家债务危机结束后再次拒绝国家的欲望。”
也就是说，欧洲央行在危机中参与了一个后果严重的制度转变——或许这一转变在长期内带来的问题比“大伯莎”带来的欧元泛滥更为严重。以前的时候，欧洲央行除了对抗通货膨胀，它的目标充其量还只有对抗失业。但是，自危机以来欧洲央行也变成了疲弱欧元区国家的救助机构。
这带来了后果。“欧洲央行陷入目标冲突，”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丹尼斯·斯诺说，“有可能必须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可能面临这样的压力：维持低利率以稳定金融市场，并且不威胁商业银行偿还欧洲央行发放的贷款。”
统一的欧洲主导利率面临两难抉择。但是，对于欧洲央行用以决定货币政策的很多不太引人注目的工具来说也是如此。有助于德国这样的国家避免通货膨胀的一切措施都给疲惫不堪的南欧国家带来额外压力。毕竟大量资金流让南欧的银行、企业和家庭日子好过。破产被推迟，工作岗位暂时得以保住。如果德拉吉重新不断收回资金，就会出现问题。
德意志银行首席国民经济学家迈尔认为，在欧洲调整阶段，原则上只存在南方国家通货紧缩(长期下降的利率)和德国等国通货膨胀之间的选择。“但因为南方国家在欧洲央行理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所以从趋势上看德国等国的通货膨胀将比南方国家的通货紧缩更严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雷默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今后10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至4%。
好像国际经济学家的大量表态已经在为更高的通货膨胀阶段做准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提议，把欧洲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由2%提高到4%。他认为，银行危机之后，通货紧缩的危险比通货膨胀的危险更大。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甚至认为：“通货膨胀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如果国家想偿还它们积累的巨额债务，就必须大幅提高税收。但这种情况在政治上几乎行不通。相应地，政府可以借助通货膨胀让债务贬值。但这么做还需要辅以额外措施，例如控制资本流动以限制投资流向其他国家。
但问题是，这公平吗?剥夺货币资产占有者的财富而不是对所有人征税?根据经验，通货膨胀最终主要影响到中小财富占有者——而真正的富人往往知道更好地保护自己。此外，通货膨胀不但会让存款和养老金贬值，而且还会使一个国家的物价严重扭曲，导致投资不足，经济开始瘫痪。
此外，马里奥·德拉吉选择的军事名词似乎不能让他一直幸运下去。这位欧洲央行行长以克虏伯公司在一战期间制造的42厘米口径“大伯莎”大炮为他的银行注资措施命名。现在法兰克福的银行家们晦气地说：“大伯莎”不仅昂贵，而且在军事上也不是特别成功；它攻不破法国要塞的钢筋混凝土墙壁。战争结束后德国的高额债务也带来一个人们极其不愿看到的后果：货币飞贬导致一枚邮票的价格超过数百万马克，工资要用满满几个洗衣篮的纸币来支付。(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