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对美欧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新华08网北京2月16日电 西班牙《起义报》日前刊登题为《全球危机棋盘》的文章，摘编如下:

经济危机正让发达经济体经历新一轮的衰退。最初通过国家财政刺激获得的复苏正走向衰竭，随后出现的将是失业高峰。仅恢复危机之前的就业水平就需要在全球创造17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国库因为此前救助银行而处于虚空状态。

危机期间两大经济理论解释占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派强调负债者过度借贷却无力偿还，同时国家也不负责任，没有进行积极干预。凯恩斯主义学派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危机原因在于缺乏金融监管和过度投机，同时强调工资收入停滞不前等原因导致市民的偿还需求受损。两大派别都指出了导致危机发生的经济政策错误。

各个地区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决策层都采取哪些战略?全球又出现了什么新格局?

经济泡沫破裂、房地产崩盘在美国引爆了危机，负债者(次贷)无力偿还房贷，面对1100万户抵押房产和五分之一欠债未还的业主，银行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

负债现象后来扩大到其他领域。美国家庭负债占收入的112%，要偿还的金融债券比过去10年高出37%。拖延付款令整个资金链受到影响，导致银行不再发放贷款并造成了衰退和金融系统更加脆弱的恶性循环。

传统经济学家指责债务人，还有人指责银行。但他们都忘了无担保的金融消费雪球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了，而这是新自由主义世界化导致的资本重组的结果。这一转变导致劳动条件恶化，百姓收入减少，不得不依赖贷款消费。

大笔贷款被发放给家庭维持需求，而与此同时失业率已接近两位数，人口贫困率高达15%，实际工资收入下降到15年前的水平。

新自由主义结构重组还包括大规模的企业境外化，企业追逐利润贪恋海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工作岗位的流失。美国企业在境外成长，国内就业受到彻底破坏，因此国内经济衰退的同时世界500强主要企业在海外的利润却不断增加。

最近几十年，美国在虚弱负债基础上维持巨额消费，国内工业水平倒退，贸易逆差增长，企业纷纷向海外迁移。这种严峻形势是新自由主义竞争压力导致的结果。

这种结构转变导致的失衡最终以次贷危机方式得到了表现。在随后雷曼兄弟公司的倒台(2008年)和整个金融体制的危机(2009年)中，这种严重失衡仍清晰可见。

此后的救助最终导致了当前国库和银行破产的噩梦，市场为之动荡不安。从2007至2011年，政府负债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上升至100%。

而政府对于如何弥补财政黑洞却毫无章法，一会儿迫于共和党压力削减开支，过了几天又继续上马巨额投资项目。

同时，美国试图通过二十国集团和各国中央银行的共同参与命令全球应对危机。但除此以外它也利用主要经济工具采取了其他战略手段。

第一大工具是美元。虽然美元已经失去了二战以后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但由于替代货币缺位仍保持着它的优势。无论未来货币市场情况如何，美国依据美元的可兑换性通过不同的贬值和升值手段能够继续保持其影响力。美元操纵汇率的空间尽管正在缩小，但还没有消失。

在世界金融体制改革中，美国的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这一改革试图增加银行财产，同时对如何规范新的投机机制以及企业直接参与的金融交易进行探讨。

金融和股市的国际化使得这场金融法规改革迫在眉睫。作为改革的起源地，美国金融机构已经在这之前进行了结构重组。

在金融改革领域，华尔街与伦敦金融界紧密联合，共同控制金融高层，试图限制不利于他们交易的法规出台。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在领导这场改革时遇到了阻力。公众已经不看好市场自我消化泡沫的能力。但是他们的反对者——凯恩斯主义者也不能在加强控制以阻止投机浪潮方面获得支持。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影响力也是决定性的。尽管新成员缴纳的份额越来越多，但该机构的法规依然由美国决定。二十国集团的最近几次会议让IMF的资金翻番，赋予该机构审计等更多职权，它对其成员进行干涉的权力也越来越大。IMF现在对欧洲任何阻碍紧缩的行为进行制裁。乌克兰提高最低工资后IMF暂停了对它的贷款，IMF要求拉脱维亚降低工资收入，要求希腊实行私有化，反对冰岛就赔偿储户议案进行全民公投。现在IMF不仅只对小经济体发号施令，还开始监管意大利的救援。

通过这些行为，美国输出通货膨胀摆脱危机。自2008年以来美联储已经通过所谓量化宽松政策注资2万亿美元。货币发行令美元在全球泛滥，方便了美国的出口。这一政策旨在通过通货膨胀注销美国的公共债务，是美国消除自己的负面账务，向世界其他国家包装自己的一贯手段。

但这一手段的再次使用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反对的声音不仅仅来自传统经济学家。通过通货膨胀削减债务的方法在过去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行之有效，因为经济增长消除了通胀对GDP的压力，但是现在没有人认为经济繁荣会在今后几年再次出现。

在欧洲，很多分析人士最初认为欧洲危机是受美国危机波及，但后来债务危机令人诧异的规模让人打消了这种看法。

债务危机的规模显示了欧盟27国和欧元区17国构成的极端不平衡。两大集团都寻求以新自由主义法规管理本地区，用德国作为火车头、法国作为外交中心的集团替代过去多样化的经济体。

德国的经济领导地位在统一后得到巩固。利用技术实力和高工业生产率强化工资管理，德国成为欧元区的出口大国。

但是当前危机显示了欧元区不完善的一面。欧元区引进了共同货币，但却迟迟没有建立共同的财政和预算机制。这个缺陷是致命的。缺少支持共同货币的国家机制令欧元区的凝聚力受到削弱，增加了这个团体的不一致性。但是有关当局没有在实践中修补这一结构缺陷，反而使区域内的强国与落后国家之间越行越远。

最初寄望通过发展共同市场来减少这种差距，但最终过程却发生了逆转，处于共同市场之中的各国普遍出现了通胀率增大、生产率降低的情况，这种经济破裂导致贸易失衡，最终只能通过负债来弥补这种失衡。

公共负债和银行破产加剧了欧元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差距。受贸易失衡(希腊)、外国投资枯竭(爱尔兰)、境外投机融资(冰岛、塞浦路斯)等问题影响的小经济体纷纷倒下，随后财政崩溃的危险开始蔓延至意大利，现在又威胁到西班牙。

所有银行都充斥着无力偿债的公共账户。希腊、爱尔兰和冰岛实力脆弱的银行纷纷倒下，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大金融机构的状况也堪忧。银行间交易在萎缩，人们担心银行的财政平衡，资金也在逃往更加安全的地方。

德国不能尝试美国的危机应对方针，它缺少像美国那么强大的资源，于是选择了与美国通胀战略相反的防卫性紧缩政策。就在美联储逐步降低利率之时，欧洲央行则在逐步提高利率。

通常人们认为这种政策差异与历史传统有关。欧洲人对于超级通胀的恐惧并不逊于美国人对大萧条的担忧，不同的经历促使德国与美国采取了不同的危机应对措施。

德国在欧洲范围推行压榨政策，将危机成本转嫁到劳动者身上。这不是调整，而是破坏二战以后建立的福利制度。欧洲平均失业率已达20%，而且随着劳动环境的恶化，贫困开始危及四分之一的人口。

德国政策的另一大基石是为维持欧元实行财政紧缩。最近几个月欧元的存亡命悬一线，人们猜测它究竟会重组、破裂还是消失。但欧元是德国出口统治地位的关键，德国正是在市场统一和消除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取得了出口统治地位。

为了维持欧元，各国被迫签署最近的财政协议。该协议为各国设立赤字和公共债务纪律设定了期限，将自动惩罚那些违反财政纪律的国家。各国必须把这个预算原则作为国家法律来执行，并接受超国家机构的监督。这些机构将监管各国的支出情况，随时可以要求政府削减支出。那些不遵守这项协议的国家将被自动踢出欧元区。

这种严厉是对德国巩固自己的出口模式而不必发行货币战略的配合，旨在保证欧洲边缘国家成为成本低下的物资的供应者。希腊工资的降低、爱尔兰社会保障服务的破碎、退休年龄的普遍提高预示了这种重组的结果。

德国强制实行这种紧缩战略，反对威胁到它竞争力的所有金融倡议，阻止创立欧元债券和债务互换，反对扩大救助基金的规模，阻止在次级市场上购买债券，并进一步限制欧洲央行向成员国直接融资。

这种严厉并不意味着任由银行破产。德国同意救助，但首先要保存自己的工业实力。它并没有放弃未来通过美国式联邦机制在欧元区融资的做法，但是它想首先保证自己的财政控制。

不过新的财政协议导致欧盟核心国之间出现冲突。英国反对这项法-德协议，决定不参与协议以保护英国的自主权。它反对让自己的银行接受布鲁塞尔的监督。英国资本家感兴趣的是参与欧洲市场但保持本国金融的国际性。

在新近一轮博弈中，默克尔-萨科齐联盟获胜，但胜利能否持久唯有时间才能证明。

中国持续保持的9%至10%的年增长率成为全球危机时期的重大新闻。最近十年中国的出口迅速增长，大力开展与拉美贸易，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危机之初，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抵消发达经济体的衰退影响，而事实上这种抵消作用有限。中国在危机最严重时期对美国和欧洲提供资金援助，以保证自己的出口不受影响、维持内需、拉动原材料的国际购买。这些行为虽然未能拉住发达国家失控的引擎，但阻止了全球经济的全面下降以及衰退的地理蔓延。

没有人知道全球经济再次衰退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影响是可以消化的，另外一些人认为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得以脱离全球危机的不仅只有中国，还有中间国家(即所谓的新兴国家或金砖国家)。

在过去一年中，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增长，投资率显著增加，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也在增长。如果这些趋势继续，那今后生产本地化和就业就将出现重大转移。亚洲地区在国际劳动市场新分工中已经占了优势。

国际储备分布是另一大改变。金砖国家国际储备总额已达6.5万亿美元，而北方国家只有3.2万亿美元。前者的外债数额在下降，一些成员国甚至已变成债权国，而北方国家则成为新的“富裕的高负债国家”。但是这些变化很容易让人得出欺骗人的结论。最大的混淆是把所有新兴国家都不加选择地归入金砖国家之列。先是金砖四国变成了金砖五国，然后出现了BRIIC-K国家，把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加入其中，最近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扩展概念EAGLES，加上了墨西哥、埃及和土耳其等经济体。

这些名词的发明者都是银行家，他们根据金融投资机会来决定名单包括哪些经济体，这种评价组合的随机性显而易见。

无论从生产、出口还是国际储备来看，任何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差距都是巨大的，这种差距在另一个最近增长迅速的国家印度以及陷入停滞的韩国身上都清晰可见。

新兴国家之间的不同令它们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印度、巴西和南非并不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在政策上独立自主。这些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盟关系或者依赖那些制定世界秩序的强国。因此金砖国家并没有采取共同的战略。

其他边缘国家就没有中间国家这样的轻松。危机对贫困经济体的打击更为严重，资本主义动荡不安的规律再次得到验证。无论是收入还是就业都受到了危机的影响，移民更加难以进入上流社会，侨汇减少，难民人数增多。

就在媒体集中报道核心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时，二十国集团之外的大多数国家却每天都在承受着苦难。这些国家的20.5亿人不能享受基本医疗服务，8.84亿人缺少干净的饮用水。

但是当前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苦难皆与饥饿有关。食品价格上涨没有因为衰退而得到缓解，很多地区的人们出现了营养不良。

大约10.2亿人面对饥荒，饥荒又导致25亿人生活贫困。随着粮食价格上涨，饥饿人数进一步增加，而粮价上涨则是由于农业出口的新自由主义化导致的，它令小生产者受到打击、打破了传统的本地供应模式，让大批农民失去资源，使得农村移民不断增加。

这种农业资本重组让全球1/6的人口没有了食物，而实际上农业生产总量是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营养需求的。一小部分跨国公司利润至上和垄断操纵的做法导致了饥荒悲剧的发生。

认为全球经济放缓产生的紧缩效应能够解决问题的预想并没有实现。从2003年开始的粮价上涨现象至今仍没有太大改观。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粮价上涨将导致新的泡沫形成，利用粮食的未来价格进行投机活动已成为一种盈利很高的交易。还有人认为粮价上涨更多是结构性问题导致，是亚洲新消费者需求增加引起的。此外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生产率下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两种解释都强调了短期和长期因素的互相影响作用。但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金融操控和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距都将会使粮食危机变得更加严重。

新一轮衰退对各个地区的影响各不相同。美国在政府调控下贫困化扩大，但美国通过美元、银行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全球干预，输出通货膨胀。

在德国的指挥下，欧洲取得的社会成就毁于一旦，德国出口垄断地位得到了巩固，但欧盟建设未能完成。最近达成的财政协议试图实现集中化，让欧洲边缘国家适应德国的竞争力。右派人士不再想着繁荣，只求经济能够幸存。欧洲重新组合产生分裂并且出现了独裁政策。

中国经济增长限制了全球衰退，但危机导致的多重失衡阻碍人民币国际化与内需的推动。将中国与其他半边缘化国家归为一类是不正确的，因为地缘政治地位不同、工业和财政基础不同，金砖国家之间的发展战略也存在重大差异。金融操控和出口专业化导致的失衡使得粮价进一步上涨，令贫困的边缘国家倍受打击。

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美国丧失了霸权但军事主义并没有减弱。要摆脱危机、实现长远发展就必须进行社会抗争，勇敢反抗统治者对各国劳动者施加的重重压力。